科技俱乐部与我

王思远 北京四中

　　初次听说“科技俱乐部”这个名词，是在进四中前与班主任的谈话中，当时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我在济南求学九年，参加了无数学科竞赛，却从没听说还有“学生科技活动”。

　　入学教育时，李京燕老师为报名参加俱乐部作的动员，我至今记忆犹新。动员会上播了一段我俱乐部成员在内蒙古草原上考察生态的录像。我当时非常羡慕录像中的那些同学能够在专家身旁，把他说的每句话飞快地记到本子上。我想，这些同学当时肯定也是内心充满幸福的，因为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得到了额外的满足。

　　因此，仅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我决定报名参加俱乐部，而且把它看得跟参加学科竞赛一样重。

　　报名的程序并不复杂，只需作一个演讲，阐述一下自己对科学的认识，老师会据此判断你是否适合加入俱乐部，我作了精心的准备，最后借助图形讲述了我对科学发展的想法。“……科学就像一个球。科学愈发展，球的体积就会愈加膨大，但与此同时，球的表面积也在增加，也就是说科学所面临的未知领域也在增多，所以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我一边比划着，一边说了上面这段话。

　　幸运地，我成为了俱乐部的正式成员。

　　俱乐部的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科普报告会。要知道，作为高中生就能听到中国乃世界顶级科学家的报告那可是难得的机遇，因此高一时我几乎参加了每场报告，尽管会场离我家有十公里之遥，尽管报告会常在周末而我在周末除了有倚叠如山的作业，还要上数学、物理奥校。

　　绝大多数报告都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以至职业理想尚不太明确的我，常会在环境学报告之后想：“将来不如去学环境。”而在材料学报告之后又想：“其实学材料也不错。”

　　报告会再诱人，也不如野外考察能更大限度地满足你的渴望。其实参加野外考察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去了那儿，而是在于你可以随时就身边的问题向专家质疑，任何一个灵感的火花都可以引发一次讨论。

　　在宁夏沙漠生态考察活动中，我得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思想体会，当然，它们都是以很多次就具体问题的质疑和讨论为基础的。第一个体会是我个人在参加俱乐部活动时“想”与“说”的原则：在科学讨论过程中，如果你有了一个想法，就不妨先把它提出来，然后再考虑这个想法是不是别人也曾提出过，有没有科学价值等等。如果你总想了解了其他人的所有想法之后，再设法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你的思维事必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先让思想的火花尽量多地迸出，然后再进行筛选，这才是正确的做法。第二个想法是关于人类应当以如何的态度面对大自然。在我以往所受的教育中，“人定胜天”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定则。但在这次考察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人与天之间绝不能是一种“谁胜谁”的对立关系，“天人合一”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理想状态。

　　相比之下，在海南水稻科技考察中，我并没有经历什么重大的思想转变。但在宁夏之旅中得到了的第一个体会，这时已成为了习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听说一系稻自交不分离现象，并听说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世界上遗传学研究的前沿时，能够立刻根据自己掌握的遗传学知识做出一种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实验方案。这也是为什么面对亲手捉到的水蛭和蝰蛇，我能想到“是蝰蛇吞噬水蛭还是水蛭吸干蝰蛇”这样的问题而将它们放到了一起。尽管后面这一想法显得有些疯狂，但我觉得这与科学并不相悖。

　　其实要说我参加的最主要的俱乐部活动，还得算在微生物所的实践。与以上两种活动形式（报告和考察）不同的是，这样的实践是真正的科研，我们经历的是从提出课题，设计试验，进行试验，分析结果，到总结讨论的整个科研过程。在微生物所的这段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宝贵财富。因为整个实践都渗透着我的汗水与灵感。事实上，在真正的实践开始之前我们就已体尝到了科研的艰辛。我永远无法忘记在进所实践的前一个学期里，我是如何挤出时间翻看大部头的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遗传学教材，甚至英文的文献――那满篇的专业词汇看得我头昏脑胀，字典上查不到的专业名词只能根据以往阅读中文材料时得到的知识来猜测它大致的含义。

　　读到“满腹经纶”，本以为进所实践会顺利许多。谁知进所的第二天，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警示：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那天我们连续战斗２４小时，进行制备噬菌体的工作，最终却失败了。制备噬菌体我们做了两次才获得成功，扩增试验做了四次才达到试验目的，超感染实验也做了四次，而质粒电泳实验不知做了多少次，才拿到两张可以说明问题的照片。当你早晨7:00投入实验一直做到晚上10:00，第二天却发现实验失败，头一天的努力付诸东流时，当你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不知要重复多少次才能获得成功时，你怎能不产生悲观的情绪呢？液晶专家林磊教授的一句话支撑我坚持了下来，他说：“有一百个ideas，其中一个获得成功，那就很好了。”因此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如果我不断改进做了一百次试验仍然失败，我一定会在分析原因后去做第一百零一次尝试。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大师曾经说过：“我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我比别人多坚持了一会儿。”我相信这是事实。

　　向外国科学家要菌株的那段经历就更加令人回味无穷了。最初我们给拥有这种菌株的一位科学家发去了E-mail，但三天之后仍旧查无音讯，于是我从网上查询得到了可能拥有这种菌株的许多科学家的邮箱地址，同时向他们发送了电子邮件。终于有了回音，我们大喜过望，谁知回信的内容却是：“对不起，我手头没有这种菌株，祝你好运！”我们并没有气馁，继续查询邮箱地址并将E-mail成批成批地发送出去。又过了许多天，在接到无数封表示歉意并给出美好祝愿的回信之后，终于有三位美国科学家同时向我们表示可以为我们提供菌株。当时真有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感觉，就在这时，美国爆发了炭疽危机，差点毁了细菌们的中国之旅。

　　我们的导师黄力研究员和王芳硕士在整个过程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黄教授对我们关怀超过了对微生物的正式人员。王老师总能耐心地向我们传授复杂的实验技巧。不论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我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老师，是他们为我提供了以上所有接触科学的机会，他们是我科研生涯的引路人。